响堂山现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即南响堂 7座，北响堂 4座。北齐石窟多具仿木结构窟廊，其中南响堂第3、7窟，北响堂第2、3窟，在窟前四柱三开间窟廊上方又凿有大型覆钵、山花蕉叶、刹杆及火焰宝珠等，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窟门两侧雕八角束莲柱，门额饰以精致的宝塔、飞天，门侧壁浅雕肥大忍冬纹，整个外观装饰华丽。南响堂第 2窟窟廊檐额上雕五铺作双抄偷心造斗□，是石窟建筑中仅有的一例，为研究北朝建筑难得的实物资料。

　　 响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齐的佛教造像艺术，是短暂的北齐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艺术宝库。近年来，学术界将响堂山的雕塑艺术誉称为“北齐造像模式”。综上所述，我们分别从洞窟形制、造像风格及雕刻技法三方面对北响堂北齐风格归述如下：

　 1、洞窟形制 响堂山北齐洞窟的形制可分为以下几种：

　　 中心方柱塔庙窟： 有南响堂第一、二窟，北响堂第四、九（以下简称南一、南二、北四、北九窟，其它类同），窟平面方形、平顶，中心为方柱，三面开龛或一面（正面）开龛（北四、南二），后壁上部与洞窟后的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四壁凿佛龛，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有明窗二，明窗间平浮雕大型帝后礼佛图（北六）或阿弥陀净土变（南一、南二），均以场面宏大，场景壮观为特性。

　　 中心方柱塔庙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三壁三龛佛殿窟： 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后室（南七、北三）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踏山力士像，明间上部为印度式拱，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滴水、圆椽、筒瓦等，瓦垅上有八层叠涩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叶覆盖窟顶，大蕉叶拥托覆钵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刹的双层火焰宝珠。窟内平面方形、穹隆顶，正、左、右壁各开帷幕帐形龛，龛内雕一铺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顶浮雕莲花藻井及飞天伎乐，地面浮雕大莲花，莲花中间置博山炉（南五）窟门两侧刻大番卷草纹和连珠纹，上部刻飞天。

　　 这种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袭了北魏后期龙门产生的三壁三龛窟（如龙门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式。

　　 四壁设坛窟：分方形平面平顶（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顶（南六）两种，这种窟的主要特征是四壁设环坛，坛上圆雕造像。正、左、右壁为一铺五身或七身组合，前壁窟门两侧坛上雕力士像。

　　 这种窟形，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将它与三壁三龛窟划入一类，这种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属于新样式。隋唐以后的龙门石窟才出现。

　　 2、造像风格 从东魏武定末年至北齐后主高纬时期，尽管时间较短（约20多年），佛教没有多大的发展变化，但毕竟属于改朝换代阶段，统治阶级为了表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要改变前代遗风，反映到佛教造像上也毫不例外。响堂山作为北齐皇室开凿的大窟，更多的体现了这一点。如响堂山最早开凿的北响堂第九窟（大佛洞），从《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知道，（在“东魏武定五年已有石窟佛寺可供‘塞之’”），石窟的凿刻时间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之前，然而它却与同时期（或稍前）的诸多造像大相径廷，格调异趣。远的不说，我们将其与相距仅90公里的安阳岚峰山东魏武定四年（548年）开凿的大留圣窟相比，即可见异同。（见《中国美术全集》卷十三）。在高氏开凿北洞以作陵藏之时，高氏父子则实际掌握着东魏的政权。从这一点上正好反映出高氏欲篡夺权位，改朝换代的野心计划。（不出三年，便将东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齐）

　　 这时期佛的造像，形体敦厚结实，表现出北齐民族的强健和豪迈，面稍丰满，高鼻长目。结跏趺或半结跏趺坐于园莲座上，衣纹疏宕，成不规则阶梯状布于全身，佛衣下摆铺于座面。

　　 菩萨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浑圆敦实的体态上，其造型给人一种厚重之感，如南响堂第七窟内的菩萨，面相丰圆，体态健壮饱满，腹部略隆，衣纹华丽，上著披帛，下著大裙，裙裾贴体，作出水式，头戴宝冠，宝缯下垂至肘部。另外，北响堂第九窟左龛和南响堂第一窟左龛内的菩萨，充分表现出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以前者（北第九窟左龛）为甚，这不能不承认是开启了隋唐造像那种“浓艳丰肥”“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声闻弟子面型与菩萨同，体态浑圆，衣式简洁明快，下身也与菩萨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风。身体比例上略显上长下短。

　　 3、雕刻技法 响堂山北齐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风格，一方面又创造出新花样。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给人一种纯朴、粗旷而又生硬的感觉。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如南七菩萨、北三菩萨）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富于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如北九南龛左菩萨，赤足，屈体，酥胸坦露，腹部隆起），坚细易雕的石质加上艺匠们娴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北齐艺匠在表现人物个性方面是很成功的。

　　 除此之外，响堂山还出现了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在北响堂第九窟内，环窟室壁脚一周，雕刻题材均为供养人和博山炉，物象内没有任何雕饰，其细部的表现应用彩绘完成。此外，该窟前壁窟门两侧的“帝后礼佛图”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石窟雕刻与壁画彩绘相结合也成为响堂山的一种风格。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是继承了汉墓中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应该与此窟拟作高欢陵墓有关系。

　　北齐石窟平面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与三壁三龛式两类。中心塔柱式有南响堂1、2窟，北响堂3、6窟等；三壁三龛式有南响堂 5、7窟，北响堂2窟等。响堂山的塔柱仅三面通顶，后面凿成低矮的隧道，三壁三龛窟则在后壁和左右壁各凿一大龛，壁脚雕宝坛一周。中心塔柱窟以北响堂第 6窟(大佛洞)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窟宽13米，深13.3米，高11.4米(见图)。中心柱坐佛高3.5 米，是响堂山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窟内各壁凿塔形列龛共16个，饰垂幔及火焰宝珠，雕饰富丽，龛内青石坐佛为民国初年补置。

    三壁三龛窟以南响堂第 7 窟(千佛洞) 保存较完整，深5.2米，宽4.6米，高3.75米。门外两侧龛内各雕一力士，窟内三壁开大龛各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前壁满雕千佛，窟顶中心雕大型莲花，周绕八身飞天及宝珠，为响堂山窟顶雕刻中的精品。响堂山石窟的北齐造像，面相丰圆，体形健壮，立像如上大下小的圆柱状，衣纹轻薄疏简，紧贴身躯，已由北魏以线条为主的造型，逐步转变为以表现形体为主的新风格，有较强的质感，成为北魏到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各窟从窟龛到宝坛、莲座、背光等细部都用深浅浮雕刻出多种繁缛而极富变化的图案纹样，诸种纹样配置得宜，密而不乱，产生浓烈的装饰效果，形成响堂山北齐石窟的一个特点。

　　响堂山遗存大量摩崖刻经，是北齐时期最重要的刻经地之一。北响堂第2窟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晋昌郡开国公唐邕所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经》，有《唐邕写经碑》记载刻经经过，该碑保存良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向来为中外文物、史学研究者所重。

　　北齐以后，隋、唐、明各代共凿 6个窟，规模都不大，雕刻装饰也比较简单。此外利用北齐洞窟内外岩壁 还开凿有不少造像龛，其中隋龛近50个，最早为开皇四年(584)，唐龛约300个，以武周时期居多。

　　两处石窟均有附属建筑群，北响堂石窟下方的常乐寺遗址占地7000平方米，内有宋塔、经幢及宋至民国年间的石碑、造像。南响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楼阁、殿宇等。1986年清理南响堂石窟外檐，于第 2窟门外露出隋代的《滏山石窟之碑》，记述该窟始建及北周灭法等重大事件，是有关响堂山石窟营造史的重要发现。

　1957年建立响堂寺文物保管所。1981～1982年邯郸市、峰峰矿区两文物保管所合作对石窟进行全面调查实测，建立资料档案，并先后维修了窟群的围墙及殿宇等 附属建筑。1989年开始维修南响堂石窟。

　　响堂山石窟、佛像、花卉等雕刻，美观大方，其雕艺承前启后，是我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研究我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

　　响堂山现存北朝晚期洞窟11座，即南响堂 7座，北响堂 4座。北齐石窟多具仿木结构窟廊，其中南响堂第3、7窟，北响堂第2、3窟，在窟前四柱三开间窟廊上方又凿有大型覆钵、山花蕉叶、刹杆及火焰宝珠等，形成了很有特色的塔形窟。窟门两侧雕八角束莲柱，门额饰以精致的宝塔、飞天，门侧壁浅雕肥大忍冬纹，整个外观装饰华丽。南响堂第 2窟窟廊檐额上雕五铺作双抄偷心造斗□，是石窟建筑中仅有的一例，为研究北朝建筑难得的实物资料。

　　 响堂山石窟主要代表了北齐的佛教造像艺术，是短暂的北齐王朝留下的最大的艺术宝库。近年来，学术界将响堂山的雕塑艺术誉称为“北齐造像模式”。综上所述，我们分别从洞窟形制、造像风格及雕刻技法三方面对北响堂北齐风格归述如下：

　 1、洞窟形制 响堂山北齐洞窟的形制可分为以下几种：

　　 中心方柱塔庙窟： 有南响堂第一、二窟，北响堂第四、九（以下简称南一、南二、北四、北九窟，其它类同），窟平面方形、平顶，中心为方柱，三面开龛或一面（正面）开龛（北四、南二），后壁上部与洞窟后的山体相连，下部形成低矮甬道，供礼佛时通行。窟内四壁凿佛龛，前壁正中为窟门，门上有明窗二，明窗间平浮雕大型帝后礼佛图（北六）或阿弥陀净土变（南一、南二），均以场面宏大，场景壮观为特性。

　　 中心方柱塔庙直接继承了云冈中心塔柱窟的形式，只是将云冈繁复、琐碎的“三层或五层每层三面每面各凿一佛龛的楼阁屋檐形中心塔柱”的形式改为“三面（或一面）每面开一佛龛”的简捷、明快、大方的中心方柱的形式，从而体现出了北朝石窟中心柱窟由繁到简的发展趋势。

　　 三壁三龛佛殿窟： 有南三、五、七、北三。窟分前廊后室（南七、北三）面阔为三间四柱，明间正中开窟门，次间各开大龛，龛内雕踏山力士像，明间上部为印度式拱，次间额枋上为一斗三升拱。窟檐雕出仿木结构建筑形式的滴水、圆椽、筒瓦等，瓦垅上有八层叠涩基，基上浮雕大型山花蕉叶覆盖窟顶，大蕉叶拥托覆钵丘，丘上雕出象征塔刹的双层火焰宝珠。窟内平面方形、穹隆顶，正、左、右壁各开帷幕帐形龛，龛内雕一铺三尊（南五）、五尊（南七）、七尊（北三）像，窟顶浮雕莲花藻井及飞天伎乐，地面浮雕大莲花，莲花中间置博山炉（南五）窟门两侧刻大番卷草纹和连珠纹，上部刻飞天。

　　 这种窟的形制基本上因袭了北魏后期龙门产生的三壁三龛窟（如龙门的石窟寺、魏字洞等）形式。

　　 四壁设坛窟：分方形平面平顶（南四）和方形平面覆斗顶（南六）两种，这种窟的主要特征是四壁设环坛，坛上圆雕造像。正、左、右壁为一铺五身或七身组合，前壁窟门两侧坛上雕力士像。

　　 这种窟形，在过去的研究中，也将它与三壁三龛窟划入一类，这种形式在北朝石窟中属于新样式。隋唐以后的龙门石窟才出现。

　　 2、造像风格 从东魏武定末年至北齐后主高纬时期，尽管时间较短（约20多年），佛教没有多大的发展变化，但毕竟属于改朝换代阶段，统治阶级为了表现自己，在各个方面都要改变前代遗风，反映到佛教造像上也毫不例外。响堂山作为北齐皇室开凿的大窟，更多的体现了这一点。如响堂山最早开凿的北响堂第九窟（大佛洞），从《资治通鉴》的记载可以知道，（在“东魏武定五年已有石窟佛寺可供‘塞之’”），石窟的凿刻时间在东魏武定五年（547年）之前，然而它却与同时期（或稍前）的诸多造像大相径廷，格调异趣。远的不说，我们将其与相距仅90公里的安阳岚峰山东魏武定四年（548年）开凿的大留圣窟相比，即可见异同。（见《中国美术全集》卷十三）。在高氏开凿北洞以作陵藏之时，高氏父子则实际掌握着东魏的政权。从这一点上正好反映出高氏欲篡夺权位，改朝换代的野心计划。（不出三年，便将东魏取而代之，建立了北齐）

　　 这时期佛的造像，形体敦厚结实，表现出北齐民族的强健和豪迈，面稍丰满，高鼻长目。结跏趺或半结跏趺坐于园莲座上，衣纹疏宕，成不规则阶梯状布于全身，佛衣下摆铺于座面。

　　 菩萨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浑圆敦实的体态上，其造型给人一种厚重之感，如南响堂第七窟内的菩萨，面相丰圆，体态健壮饱满，腹部略隆，衣纹华丽，上著披帛，下著大裙，裙裾贴体，作出水式，头戴宝冠，宝缯下垂至肘部。另外，北响堂第九窟左龛和南响堂第一窟左龛内的菩萨，充分表现出扭躯斜胯鼓腹，重心落于一脚的特点，以前者（北第九窟左龛）为甚，这不能不承认是开启了隋唐造像那种“浓艳丰肥”“细腰斜躯三道弯”的先河。

　　 声闻弟子面型与菩萨同，体态浑圆，衣式简洁明快，下身也与菩萨相似，有“曹衣出水”之风。身体比例上略显上长下短。

　　 3、雕刻技法 响堂山北齐造像雕刻技法，一方面继承了北魏的风格，一方面又创造出新花样。北魏时期的造像多用直平刀法，衣纹表现为阶梯式，给人一种纯朴、粗旷而又生硬的感觉。响堂山在吸收这种技法的同时，又使用了圆刀法进行混合处理，尤其表现在衣纹转折处更为明显，（如南七菩萨、北三菩萨）使造像的服饰趋于圆润，富于真实，在表现造像的肌体上则更多的使用了圆刀法（如北九南龛左菩萨，赤足，屈体，酥胸坦露，腹部隆起），坚细易雕的石质加上艺匠们娴熟精湛的雕刻技法，使造像平添了无限的生命力，并表现出鲜明的个性，可以说，北齐艺匠在表现人物个性方面是很成功的。

　　 除此之外，响堂山还出现了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这种形式的代表在北响堂第九窟内，环窟室壁脚一周，雕刻题材均为供养人和博山炉，物象内没有任何雕饰，其细部的表现应用彩绘完成。此外，该窟前壁窟门两侧的“帝后礼佛图”也是采用了这种方法。石窟雕刻与壁画彩绘相结合也成为响堂山的一种风格。物象外减地浮雕的形式是继承了汉墓中画像石、画像砖的传统，应该与此窟拟作高欢陵墓有关系。

　　北齐石窟平面方形，平顶，分中心塔柱式与三壁三龛式两类。中心塔柱式有南响堂1、2窟，北响堂3、6窟等；三壁三龛式有南响堂 5、7窟，北响堂2窟等。响堂山的塔柱仅三面通顶，后面凿成低矮的隧道，三壁三龛窟则在后壁和左右壁各凿一大龛，壁脚雕宝坛一周。中心塔柱窟以北响堂第 6窟(大佛洞)规模最大，雕刻最精美，窟宽13米，深13.3米，高11.4米(见图)。中心柱坐佛高3.5 米，是响堂山石窟中最大的造像，窟内各壁凿塔形列龛共16个，饰垂幔及火焰宝珠，雕饰富丽，龛内青石坐佛为民国初年补置。

    三壁三龛窟以南响堂第 7 窟(千佛洞) 保存较完整，深5.2米，宽4.6米，高3.75米。门外两侧龛内各雕一力士，窟内三壁开大龛各雕一佛二弟子二菩萨，前壁满雕千佛，窟顶中心雕大型莲花，周绕八身飞天及宝珠，为响堂山窟顶雕刻中的精品。响堂山石窟的北齐造像，面相丰圆，体形健壮，立像如上大下小的圆柱状，衣纹轻薄疏简，紧贴身躯，已由北魏以线条为主的造型，逐步转变为以表现形体为主的新风格，有较强的质感，成为北魏到隋唐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具有承前启后的重要作用。各窟从窟龛到宝坛、莲座、背光等细部都用深浅浮雕刻出多种繁缛而极富变化的图案纹样，诸种纹样配置得宜，密而不乱，产生浓烈的装饰效果，形成响堂山北齐石窟的一个特点。

　　响堂山遗存大量摩崖刻经，是北齐时期最重要的刻经地之一。北响堂第2窟天统四年(568)至武平三年(572)晋昌郡开国公唐邕所写刻《维摩诘经》、《弥勒成佛经》、《孛经》、《胜□经》，有《唐邕写经碑》记载刻经经过，该碑保存良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向来为中外文物、史学研究者所重。

　　北齐以后，隋、唐、明各代共凿 6个窟，规模都不大，雕刻装饰也比较简单。此外利用北齐洞窟内外岩壁 还开凿有不少造像龛，其中隋龛近50个，最早为开皇四年(584)，唐龛约300个，以武周时期居多。

　　两处石窟均有附属建筑群，北响堂石窟下方的常乐寺遗址占地7000平方米，内有宋塔、经幢及宋至民国年间的石碑、造像。南响堂石窟附近有宋塔及楼阁、殿宇等。1986年清理南响堂石窟外檐，于第 2窟门外露出隋代的《滏山石窟之碑》，记述该窟始建及北周灭法等重大事件，是有关响堂山石窟营造史的重要发现。

　1957年建立响堂寺文物保管所。1981～1982年邯郸市、峰峰矿区两文物保管所合作对石窟进行全面调查实测，建立资料档案，并先后维修了窟群的围墙及殿宇等 附属建筑。1989年开始维修南响堂石窟。

　　响堂山石窟、佛像、花卉等雕刻，美观大方，其雕艺承前启后，是我国石窟艺术发展史上从大同云冈到洛阳龙门过渡阶段的一个重要标志，也是研究我国佛教、建筑、雕刻、绘画及书法艺术的重要宝库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