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全市文物普查中，该岩画首次被发现。1980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俞伟超先生来连考察，当场指出：“这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它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岩画而且是一处反映3000年前我国东夷部落生产和生活的画面。”第二天俞伟超先生更在市招待所作了一场《连云港将军崖东夷社祀遗迹的推定》的学术报告，将岩画推定为3000年前殷商之际东夷部落的社祀场所。1981年4月初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召开了首次将军崖岩画拓片展示和专家鉴定会。4月4日中央广播电台和4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相继发表报道，指出“将军崖岩画是3000年前遗迹，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岩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由此，将军崖岩画的研究拉开序幕，论文相继见诸于刊物。有关将军崖岩画内容和时代的考定也是一大焦点问题。有的提出了是女娲造人，反映原始农业与人类生命的关联。有的提出将军崖岩画是反映古代东方氏族对土地、农业的崇拜和依赖。有的认为岩画是原始社会的祝祀乐舞的图像。有的是浪漫想象，认为第一组人面刻划是海洋生物——鲎。有的从民俗学与古史传说中探讨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的则提出岩画是东夷太阳神的崇拜。有的注意到从天文学角度研究岩画，是描绘了“春分”时人物对“鸟星”的祭祀，祈求丰收的景象。有的则确指将军崖岩画是古祭台，其内容是有关十日神话，将军崖是祭日的遗迹。 

        对将军崖岩画从古代天文学去考察的有三篇文章，一是周锦屏的《将军崖即羲仲祭日地之推定》，陆思贤的《将军崖岩画里的太阳神像和天文图》以及王洪金的《将军崖大石图考》等。他们从新视角对将军崖岩画的内容作了全新审视。俞伟超先生是将军崖岩画研究的前驱，他对岩画是东夷先民祭坛的推定无疑是考古学上的重要贡献。岩画中的许多内容如星象图、子午线等目前尚未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岩画自发现到 1988年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之后，迄今过去了25个年头，其间虽召开过两次学术研讨会，许多学者的文章已涉及到崖岩画的深层内涵，但多数文章未能果敢地跨越俞先生已经论定的3000年的历史门槛，始终没有把视野投向更远的东夷上古史的杰出的天文学的成就，没有突破古史辩的迷云，从远古神话从上古传说中揭示它深刻的人文内涵，因而也就无法撩开将军崖岩画的面纱，破译“天书”之谜。  

 
        又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将岩画的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 2002年“立春”刚过不久，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太极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专家王大有先生来连考察。由于现代工业酸雨的长期侵蚀，将军崖岩画中的某些岩刻已经十分模糊，我们借助于市委宣传部赵鸣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将军崖岩画的照片和岩画比较，在第一组岩画中，我们发现了已经模糊近乎消亡了的“勾芒”人面像的岩刻（图四）。这是一个新的发现。确凿的史证，将海州的上古文明史完全可以推倒6000年前。将军崖岩画是上古时期勾芒部落观天测象的记录。其中第二组星象图，大石上的圆窝以及子午线、太阳刻划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甚至是世界上最早的）的天文学的成就。因而可以推定将军崖是有着明确氏族标志、成文连续实录并与图腾徽铭相间的天文观测灵台、敬天法祖的祭坛，是6000年前东夷先民的朝圣中心。将军崖已不再是一部难以破解的“天书”。   
         将军崖四周那种巫性的氛围渐渐飘散，将军崖岩画的研究将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将军崖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太昊、少昊氏族历代族民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观测灵台。这是对将军崖岩画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所以有这样一个新的指证，是对将军崖岩画中勾芒头像的发现和海州地区古代人文地理的考察。勾芒像在第一组岩画中的右上方是一个方面的刻画。勾芒又可以写作句芒，左边添上月字，古音仍读“朐”（勾），海州朐山古读“勾山”，就是因为勾芒氏族和世居此地的常羲部族合婚而形成新的氏系。常羲部落是个观月的氏族。他是十二月太阴历的发明者。而勾芒氏族是十月太阳历的发明者，这两个部族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氏系，这就是“朐”部落，左面的月字代表常羲，右面的句字即是勾芒，朐山就是朐族曾经生活过而以部族名称名山的确证。 

 
      勾芒，长时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是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是伏羲氏四个儿子重、该、修、羲中的老大。伏羲氏将他委派到东方来主持木星的观测，东方属木，因而又称木官，也是春官。重就是勾芒，后成为太昊氏的佐官，少昊的叔叔。《山海经》、《左传》都有记载，称他为“方面人身”、“脚踏两蛇”。勾芒部族的这段历史， 8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楚帛书乙篇中有着详尽的记载，楚人是句芒氏族南下的后裔。帛书中确认了重、该、修、羲是伏羲女娲的四个儿子。伏羲委派他们到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位测量星辰、太阳的周天行度，提出各自的测定数据，据此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这四个儿子就是在不同区域司掌着四时天地运作变化规律的天象师——禺、离。因而，古代的四方分别是上古四个族群的生息之地，且以某种动物为主体图腾，形成四象。如东方—太昊——青龙——主春——木正。而勾芒正是辅佐东方太昊的佐官。将军崖岩画中方面人像的刻划，正是勾芒后裔对勾芒的纪念和崇敬，作为祖先祭祀的列祖之一。  
如果勾芒推测不误的话，这样，第一组的“人面像”的刻划它所显示的内容基本可以得到破解。将军崖北面的第一组人头像，画面粗犷，红条清晰，造型基本一致。阴线磨刻出九个大小不一的头像，颔下一根直线通连与地，头上是阴线刻的网状或菱形的头饰。这也许正是史书记载的“夷有九种”的客观记录，是 6000年前东夷“少昊部落联盟”的大联合的写照，是“人方”九夷领袖的大聚会。   
         
         我们仔细地观察将军崖岩画的位置是一个隆起的山包，状如天穹盖天形，正是古人对天圆地方的反映。它应该是一个观天的“灵台”。在它的北面和东面是锦屏山围绕，它的西面和南面在古代则是一片海域。这一灵台的选址可以说是独具匠心。灵台的选址必须靠近水域，以便以水平面依据测量灵台的水平，灵台必须以隆起的山丘或平地垒台，作为竖立表木的灵台，这种立竿称“扶桑树”，以他的影子长短来测量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这就是后世的日晷。古代灵台的选址，以今天科学的测量都建立在北纬 35°左右，才能准确地测定出夏至影长1丈2尺，冬至1丈5尺，春分、秋分各6尺。不在这个位置上就测量不出准确的数字，这就是由西向东中国的古代如咸阳、洛阳、开封、徐州以及重要的史前遗址如半坡遗址、大河村遗址以及将军崖遗址都在这个位置上的原因，因为这些古城和古代遗址都曾建立过观天测象台。都曾竖立过表木。成为天地中央的所在地。台上竖立的表木又称之为日表。尺木是量天尺，它与榑木的比例是 1：8，即榑木高8尺，尺木一尺，大体相当于冬至日影长比夏至日影长，即8：1。尺木就是工，是一种规矩，称为卑俞，或俞，又称相戈。在还没有推步（一种量具）计算以太阳和月亮为混合周期的阴阳合历以前，勾芒氏以卑俞为度量工具，规定一年的长度，决定四季。这就是后来创立的勾股定理。  
勾芒氏的天文学成就在将军崖岩画里，为我们磨刻了原始的观天测象的档案，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据王大有先生初步考察，将军崖顶端的那块鸟形的“社足”上的圆窝磨刻是古代北斗九星星象及青龙座星宿二。 6000年前的北斗星为九星和今天的北斗七星不同。它的另外两颗星就是牧夫座的招摇和梗河，这使北斗星的斗柄更长，更容易观察。市旅游局的王洪金先生曾发表过一篇《大石考》，论证“社足”的星座和王大有先生的观察的结论相一致。子午线的发现是将军崖画作为天文观测台的重要物证。市博物馆周锦屏先生曾提供了国家地质部江苏地矿局测绘大队测绘的结果，其方位角是an-s=176°24’52”，与今天以科学仪器测绘的子午线，其误差仅为3°55’88”，实在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杰出的成果。  
中国古代历法的发现、产生和完善的过程，是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史证。其制历的基本参照物就是北斗星的周而复始与日影的周期回归，以观测太阳运行定冬夏，以北斗柄的指向定寒暑，当太阳运动到最南点为冬至，最北点为夏至。北京上古史研究的专家何新先生在其《诸神的起源》的著作中，同样将将军崖岩画凿刻时间上推到距今 5000—7000年。他指出古人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对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节的周期和行星的观察，导致对天体轨道多元性的认识。当古人认知了在天球上太阳并非中心而黄道的中心是北极时，即天道的观念即不可能不发生根本性的革命。 

        勾芒是东夷族团中人方的重要的一支。东夷自称“人”，这一称谓在 9000年前即以形成，所以东夷人自称“人方”。伏羲氏族迁入东方后成为东夷人至高无上的君长，被成为“人皇”，这由大汶口和莒县出土的陶文昊字为证。“人皇九首”：言人皇氏族共九个，这九个氏族被称为“九风”、“九英”、“九凤”、“九首人面鸟身“。《春秋命历序》记载：”人皇九头出旸谷、分九河“。九头和九英、九凤一样讲的是东夷部落联盟中有九个胞族。无独有偶，将军崖岩画第一组中正好磨刻了包括勾芒方面人身在内共十个头像，应该是九夷部落图腾的代表。其中在勾芒像左下方最大头像的根部正是一个人字的初文。右侧的图案是一个鸟头人身的刻划，它是东夷氏族部落崇拜的图腾徽记，也是祖字初文“且”的源头，是伏羲氏的代表，鸟头下人身分为八等份，正是测天的量天尺，后演化成玉圭，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早期东夷文化在观念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太阳的崇拜，岩画中的人头像正如一个个旭日东升的太阳。而头上的纹饰都是山峰连续，一根直线通连于地，正是东夷人设在灵台上的观日表木，指示他们是东方观测日月星辰的部落。其中刻划符号是四立二分的纪历标志。  
2002年底，我国资深地质专家赵剑畏教授、省科委首批咨询专家、地调院信息咨询部主任商德云高级工程师对将军崖画地貌进行考察，并用罗盘仪进行各种角度的测量，他们也倾向于将军崖是一个浑天仪的认识，是地质与天文、海洋与人，太阳与禾苗的科学组合，是自然与文化的复合体。  
如果将军崖岩画是 6000年前勾芒氏的观天测地的灵台还有疑虑，那么将军崖岩画附近及其古海州境内建国后所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为将军崖岩画6000年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物证。遗址是古人类活动的遗存，它出土的器物是考古断代的重要标志，这些遗址的断代并不是某个人的臆造，而是按照器物分类和同类型遗址对比，甚至是经过最新科技手段如C14、热释光的测定而提出其遗址的年限。大伊山遗址6500年，大村遗址下层6000年前，二涧遗址6000年前，赣榆的后大堂遗址，东海的青湖遗址等者是6000年以前。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佐证。朝阳遗址为4000年、藤花落遗址4000年以前。连云港市古代历史发展的序列上起公元6000年前伏羲氏的勾芒时期，历经太昊、少昊时期，下至公元前1500年前的商代，绵延数千年不断，而岳石文化，作为山东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重要中间环节又把东部文化有考古实据而无文字记载的史前史与中国有文字可考的殷商及其以后的历史，连成了一个七八千年无缺环的完整的历史序列。   

        海州古代文明 6000年并不为过。中国“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顾炎武），这6000年的推算正是根据史前时期古天文学的成就而推算出来的。冰积泉涌，激扬风起，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已不再抱着中国5000年文明史不放，而发出大声疾呼。中国的文化是多元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主要的文化冲撞文化交融和文化整合，却相对地集中在东西两方的夷夏对峙地区。哈佛大学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应在三代史上。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曾说过：“中华文明8000年，我看还少说了呢？我们看到的是文明的果，但从开花到结果，还有一段时间，讲一万年没问题。”  
当我们从古史传说以及上古天文学的伟大成就的视野再去认识将军崖岩画时，可以肯定地说， 6000年前的东夷人方，是一个古代天文学高度发达的地区，人方九夷是一个伟大的氏族。华夏文明又一次在黄海之滨，喷涌出一个高峰性的建构，将军崖岩画将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辉映着一颗璀璨的明星。 

        1978年全市文物普查中，该岩画首次被发现。1980年7月，北京大学教授俞伟超先生来连考察，当场指出：“这是一处重要的历史遗存，这是一次重要的发现。它不仅是目前发现的我国最早的一处岩画而且是一处反映3000年前我国东夷部落生产和生活的画面。”第二天俞伟超先生更在市招待所作了一场《连云港将军崖东夷社祀遗迹的推定》的学术报告，将岩画推定为3000年前殷商之际东夷部落的社祀场所。1981年4月初在国家文物局古文献研究室召开了首次将军崖岩画拓片展示和专家鉴定会。4月4日中央广播电台和4月6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相继发表报道，指出“将军崖岩画是3000年前遗迹，是我国迄今为止发现的中国最早的岩画具有极其重要的价值。由此，将军崖岩画的研究拉开序幕，论文相继见诸于刊物。有关将军崖岩画内容和时代的考定也是一大焦点问题。有的提出了是女娲造人，反映原始农业与人类生命的关联。有的提出将军崖岩画是反映古代东方氏族对土地、农业的崇拜和依赖。有的认为岩画是原始社会的祝祀乐舞的图像。有的是浪漫想象，认为第一组人面刻划是海洋生物——鲎。有的从民俗学与古史传说中探讨岩画产生的历史背景。有的则提出岩画是东夷太阳神的崇拜。有的注意到从天文学角度研究岩画，是描绘了“春分”时人物对“鸟星”的祭祀，祈求丰收的景象。有的则确指将军崖岩画是古祭台，其内容是有关十日神话，将军崖是祭日的遗迹。 

        对将军崖岩画从古代天文学去考察的有三篇文章，一是周锦屏的《将军崖即羲仲祭日地之推定》，陆思贤的《将军崖岩画里的太阳神像和天文图》以及王洪金的《将军崖大石图考》等。他们从新视角对将军崖岩画的内容作了全新审视。俞伟超先生是将军崖岩画研究的前驱，他对岩画是东夷先民祭坛的推定无疑是考古学上的重要贡献。岩画中的许多内容如星象图、子午线等目前尚未进行更深入的研究。岩画自发现到 1988年公布为“国家级文保单位”之后，迄今过去了25个年头，其间虽召开过两次学术研讨会，许多学者的文章已涉及到崖岩画的深层内涵，但多数文章未能果敢地跨越俞先生已经论定的3000年的历史门槛，始终没有把视野投向更远的东夷上古史的杰出的天文学的成就，没有突破古史辩的迷云，从远古神话从上古传说中揭示它深刻的人文内涵，因而也就无法撩开将军崖岩画的面纱，破译“天书”之谜。  

 
        又一次不经意的发现，将岩画的研究又推向了一个新的领域。 2002年“立春”刚过不久，北京大学国情研究中心、太极文化研究所研究员、中国华夏文化纽带工程组委会专家王大有先生来连考察。由于现代工业酸雨的长期侵蚀，将军崖岩画中的某些岩刻已经十分模糊，我们借助于市委宣传部赵鸣先生20世纪80年代初拍摄的将军崖岩画的照片和岩画比较，在第一组岩画中，我们发现了已经模糊近乎消亡了的“勾芒”人面像的岩刻（图四）。这是一个新的发现。确凿的史证，将海州的上古文明史完全可以推倒6000年前。将军崖岩画是上古时期勾芒部落观天测象的记录。其中第二组星象图，大石上的圆窝以及子午线、太阳刻划是迄今为止我国发现的最早（甚至是世界上最早的）的天文学的成就。因而可以推定将军崖是有着明确氏族标志、成文连续实录并与图腾徽铭相间的天文观测灵台、敬天法祖的祭坛，是6000年前东夷先民的朝圣中心。将军崖已不再是一部难以破解的“天书”。   
         将军崖四周那种巫性的氛围渐渐飘散，将军崖岩画的研究将有一个历史性的突破。将军崖是中华民族人文始祖伏羲、太昊、少昊氏族历代族民观测日、月、星辰的天文观测灵台。这是对将军崖岩画历史价值的重新定位。所以有这样一个新的指证，是对将军崖岩画中勾芒头像的发现和海州地区古代人文地理的考察。勾芒像在第一组岩画中的右上方是一个方面的刻画。勾芒又可以写作句芒，左边添上月字，古音仍读“朐”（勾），海州朐山古读“勾山”，就是因为勾芒氏族和世居此地的常羲部族合婚而形成新的氏系。常羲部落是个观月的氏族。他是十二月太阴历的发明者。而勾芒氏族是十月太阳历的发明者，这两个部族的结合形成了一个新的氏系，这就是“朐”部落，左面的月字代表常羲，右面的句字即是勾芒，朐山就是朐族曾经生活过而以部族名称名山的确证。 

 
      勾芒，长时期以来史学界一直认为是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的人物。他是伏羲氏四个儿子重、该、修、羲中的老大。伏羲氏将他委派到东方来主持木星的观测，东方属木，因而又称木官，也是春官。重就是勾芒，后成为太昊氏的佐官，少昊的叔叔。《山海经》、《左传》都有记载，称他为“方面人身”、“脚踏两蛇”。勾芒部族的这段历史， 80年代在长沙子弹库发现的战国楚帛书乙篇中有着详尽的记载，楚人是句芒氏族南下的后裔。帛书中确认了重、该、修、羲是伏羲女娲的四个儿子。伏羲委派他们到东西南北四个不同的方位测量星辰、太阳的周天行度，提出各自的测定数据，据此制定历法，指导农业生产。这四个儿子就是在不同区域司掌着四时天地运作变化规律的天象师——禺、离。因而，古代的四方分别是上古四个族群的生息之地，且以某种动物为主体图腾，形成四象。如东方—太昊——青龙——主春——木正。而勾芒正是辅佐东方太昊的佐官。将军崖岩画中方面人像的刻划，正是勾芒后裔对勾芒的纪念和崇敬，作为祖先祭祀的列祖之一。  
如果勾芒推测不误的话，这样，第一组的“人面像”的刻划它所显示的内容基本可以得到破解。将军崖北面的第一组人头像，画面粗犷，红条清晰，造型基本一致。阴线磨刻出九个大小不一的头像，颔下一根直线通连与地，头上是阴线刻的网状或菱形的头饰。这也许正是史书记载的“夷有九种”的客观记录，是 6000年前东夷“少昊部落联盟”的大联合的写照，是“人方”九夷领袖的大聚会。   
         
         我们仔细地观察将军崖岩画的位置是一个隆起的山包，状如天穹盖天形，正是古人对天圆地方的反映。它应该是一个观天的“灵台”。在它的北面和东面是锦屏山围绕，它的西面和南面在古代则是一片海域。这一灵台的选址可以说是独具匠心。灵台的选址必须靠近水域，以便以水平面依据测量灵台的水平，灵台必须以隆起的山丘或平地垒台，作为竖立表木的灵台，这种立竿称“扶桑树”，以他的影子长短来测量冬至、夏至、春分和秋分。这就是后世的日晷。古代灵台的选址，以今天科学的测量都建立在北纬 35°左右，才能准确地测定出夏至影长1丈2尺，冬至1丈5尺，春分、秋分各6尺。不在这个位置上就测量不出准确的数字，这就是由西向东中国的古代如咸阳、洛阳、开封、徐州以及重要的史前遗址如半坡遗址、大河村遗址以及将军崖遗址都在这个位置上的原因，因为这些古城和古代遗址都曾建立过观天测象台。都曾竖立过表木。成为天地中央的所在地。台上竖立的表木又称之为日表。尺木是量天尺，它与榑木的比例是 1：8，即榑木高8尺，尺木一尺，大体相当于冬至日影长比夏至日影长，即8：1。尺木就是工，是一种规矩，称为卑俞，或俞，又称相戈。在还没有推步（一种量具）计算以太阳和月亮为混合周期的阴阳合历以前，勾芒氏以卑俞为度量工具，规定一年的长度，决定四季。这就是后来创立的勾股定理。  
勾芒氏的天文学成就在将军崖岩画里，为我们磨刻了原始的观天测象的档案，为我们留下了一笔宝贵的财富。据王大有先生初步考察，将军崖顶端的那块鸟形的“社足”上的圆窝磨刻是古代北斗九星星象及青龙座星宿二。 6000年前的北斗星为九星和今天的北斗七星不同。它的另外两颗星就是牧夫座的招摇和梗河，这使北斗星的斗柄更长，更容易观察。市旅游局的王洪金先生曾发表过一篇《大石考》，论证“社足”的星座和王大有先生的观察的结论相一致。子午线的发现是将军崖画作为天文观测台的重要物证。市博物馆周锦屏先生曾提供了国家地质部江苏地矿局测绘大队测绘的结果，其方位角是an-s=176°24’52”，与今天以科学仪器测绘的子午线，其误差仅为3°55’88”，实在是中国古代天文学杰出的成果。  
中国古代历法的发现、产生和完善的过程，是我们民族文明发展的史证。其制历的基本参照物就是北斗星的周而复始与日影的周期回归，以观测太阳运行定冬夏，以北斗柄的指向定寒暑，当太阳运动到最南点为冬至，最北点为夏至。北京上古史研究的专家何新先生在其《诸神的起源》的著作中，同样将将军崖岩画凿刻时间上推到距今 5000—7000年。他指出古人对天体运动的观察与研究，在对更大的天文周期、周年季节的周期和行星的观察，导致对天体轨道多元性的认识。当古人认知了在天球上太阳并非中心而黄道的中心是北极时，即天道的观念即不可能不发生根本性的革命。 

        勾芒是东夷族团中人方的重要的一支。东夷自称“人”，这一称谓在 9000年前即以形成，所以东夷人自称“人方”。伏羲氏族迁入东方后成为东夷人至高无上的君长，被成为“人皇”，这由大汶口和莒县出土的陶文昊字为证。“人皇九首”：言人皇氏族共九个，这九个氏族被称为“九风”、“九英”、“九凤”、“九首人面鸟身“。《春秋命历序》记载：”人皇九头出旸谷、分九河“。九头和九英、九凤一样讲的是东夷部落联盟中有九个胞族。无独有偶，将军崖岩画第一组中正好磨刻了包括勾芒方面人身在内共十个头像，应该是九夷部落图腾的代表。其中在勾芒像左下方最大头像的根部正是一个人字的初文。右侧的图案是一个鸟头人身的刻划，它是东夷氏族部落崇拜的图腾徽记，也是祖字初文“且”的源头，是伏羲氏的代表，鸟头下人身分为八等份，正是测天的量天尺，后演化成玉圭，成为权力和地位的象征。早期东夷文化在观念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是对太阳的崇拜，岩画中的人头像正如一个个旭日东升的太阳。而头上的纹饰都是山峰连续，一根直线通连于地，正是东夷人设在灵台上的观日表木，指示他们是东方观测日月星辰的部落。其中刻划符号是四立二分的纪历标志。  
2002年底，我国资深地质专家赵剑畏教授、省科委首批咨询专家、地调院信息咨询部主任商德云高级工程师对将军崖画地貌进行考察，并用罗盘仪进行各种角度的测量，他们也倾向于将军崖是一个浑天仪的认识，是地质与天文、海洋与人，太阳与禾苗的科学组合，是自然与文化的复合体。  
如果将军崖岩画是 6000年前勾芒氏的观天测地的灵台还有疑虑，那么将军崖岩画附近及其古海州境内建国后所发掘的具有代表性的遗址，为将军崖岩画6000年的断代提供了重要的物证。遗址是古人类活动的遗存，它出土的器物是考古断代的重要标志，这些遗址的断代并不是某个人的臆造，而是按照器物分类和同类型遗址对比，甚至是经过最新科技手段如C14、热释光的测定而提出其遗址的年限。大伊山遗址6500年，大村遗址下层6000年前，二涧遗址6000年前，赣榆的后大堂遗址，东海的青湖遗址等者是6000年以前。这些重大的考古发现，为我们古代史的研究，提供了全新的视野和佐证。朝阳遗址为4000年、藤花落遗址4000年以前。连云港市古代历史发展的序列上起公元6000年前伏羲氏的勾芒时期，历经太昊、少昊时期，下至公元前1500年前的商代，绵延数千年不断，而岳石文化，作为山东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重要中间环节又把东部文化有考古实据而无文字记载的史前史与中国有文字可考的殷商及其以后的历史，连成了一个七八千年无缺环的完整的历史序列。   

        海州古代文明 6000年并不为过。中国“三代以上，人人知天文”（清·顾炎武），这6000年的推算正是根据史前时期古天文学的成就而推算出来的。冰积泉涌，激扬风起，史学界的有识之士已不再抱着中国5000年文明史不放，而发出大声疾呼。中国的文化是多元化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其主要的文化冲撞文化交融和文化整合，却相对地集中在东西两方的夷夏对峙地区。哈佛大学张光直先生认为，考古学对中国历史最大的贡献应在三代史上。考古学界泰斗苏秉琦曾说过：“中华文明8000年，我看还少说了呢？我们看到的是文明的果，但从开花到结果，还有一段时间，讲一万年没问题。”  
当我们从古史传说以及上古天文学的伟大成就的视野再去认识将军崖岩画时，可以肯定地说， 6000年前的东夷人方，是一个古代天文学高度发达的地区，人方九夷是一个伟大的氏族。华夏文明又一次在黄海之滨，喷涌出一个高峰性的建构，将军崖岩画将在中国文明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位置，辉映着一颗璀璨的明星。